我们有多大的希望 －－写在教宗致中国天主教友牧函之前

2007年1月19日到20有关中国问题专家在梵蒂冈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大陆天主教会状况”。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中国主教，以及圣座国务院和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的重要官员出席了会议。圣座国务卿贝尔托内枢机主持了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一个公报，并宣布教宗本笃十六世将向中国天主教教友发表一封牧函。圣座的公报发表后，立刻引起广泛的回应，其中两点特别引起大陆教友们的期待之情，一是传闻这封牧函将由教宗亲自撰写或者至少教宗会仔细过目其中的每一个字；二是这封牧函将在复活期内公布。

大陆教友对于这封信的期待比期待一个教宗的通谕更为热切，因为这将关切到他们自身的事情，会给他们所在的混乱的教区带来秩序，会给他们无所适从的心灵带来稳妥的指导。但是，在期待之余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教宗的这封牧函真的会给我们带来我们所希望的希望吗？这里，我们将说一些大陆教友们不爱听的话，不管爱听不爱听我们都要说，我们将尽可能的从事实入手摈弃个人的意见，尽管这是不可能的。

教宗的牧函要谈些什么？
教宗的牧函将以梵蒂冈的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为基本轮廓，涉及到的主题会有：中国大陆教会的状况（包括过去和现在，尤其近年来的自选自圣主教）、合一问题、爱国会、与北京政府坦诚对话的意愿等等问题。当然，也可能会涉及到“爱德”与“真理”的问题。

这些话题如此重要而又沉重，教宗的牧函能解决其中的问题吗？
不能。教宗的牧函不可能给出太具体的解决方案，一些指示也会仅仅局限在大的范围内，举个例子来说，有人说我愁苦啊，生活没有意思啦，那么你给他说你去看圣经吧，你一定会在圣经里找到指导。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说没有用，但是这样的话会让人觉得说跟没说差不了多少。为什么说教宗不可能给予一个很具体的指示呢？因为大陆教会的千差万别性决定了教宗只能给与一些大原则上的指导。其实，一个具体的指导是为一个个案的，不见得适合于其它的个案，所以大的原则与指导才更会适合我国教会这么多变而又错综复杂的局势。这就需要我们先将教宗的信息读懂，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将这些大的原则具体化并付诸实现。

说“先读懂教宗的信息”是什么意思？
这是最应该担心的，就是怕再次出现“媒体误导”的现象，最近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两个非常引人瞩目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和媒体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是圣座发言人发表有关昆明祝圣主教事件的声明后马上被误读为对当事人已经进行了“绝罚”；另一个是教宗本笃十六世在雷根思堡的演讲由于某些人的断章取义加上媒体的煽风点火而引起了伊斯兰方面一连串的抗议活动，甚至出现了暴力。从第一个事件里，我们应记住在阅读教宗的牧函时不可以站在某种阶级立场或某种意识形态下，更不要以地下或地上教会的眼光去只读有利于自己的部分然后进行发挥曲解，为自己找理由、找根据。从第二个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是要注意抓住教宗牧函的核心，不应只停留于字面。换句话说，教宗整个的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我们要掌握的首先是整个核心讯息然后在这个核心的光下去看其它的地方。

教宗是否会在牧函里做一个“平衡”？
肯定会的。一方面教宗会强调地下教会曾做过的光辉见证，同时邀请他们在新时代、新境况下走出自己，走向公开化，与政府对话交谈；另一方面教宗也会鼓励公开教会人士在争取更大的自由空间的同时，强调与伯多禄的继承人保持内在的合一，而不只是外表的联系。这个平衡也有可能会从字里行间表达出来，就是不会刻意的区分地上和地下，而只言“在中国的教会”这样就展现了教廷有关人士一直在述说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只有一个教会，两个团体”。

具体来说会对地下教会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我们已经谈了教宗会肯定地下教会过去和现在所做出的种种大无畏的见证，但是这些并不够，因为时代变了，环境也在变化，教宗一定会督促非公开教会的教友们抓住这个契机，不仅鼓励他们在困境中继续坚持教会的原则与对伯多禄继位人忠贞，也会鼓励他们在合一的路上迈出相应的步伐。教区负责人要尽可能的与政府人员接触、交谈。但是，绝对不会出现什么应该接受这个主教拒绝那个主教之类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很多地下教友们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处在一种混乱当中。

这样说来，教宗的牧函不会为地下教会带来什么益处了吗？
关键我们如何理解“益处”这个词，如何我们认为是指从教会法律层面给地下教会带来一种像“八点指示”之类的信理性肯定那就错了，教宗不会重申那些指示，相反，教宗会从另外一个层面解决地下教会一直以来固守“八点指示”所带来的裹足不前的后果。那就是向全体信众通传一种“合一、宽恕”的精神，这条讯息是坚定的、丝毫不会含糊的。也就是说，教廷近年来一直在施行的对话政策会继续贯彻下去，不会出现走回头路的可能。所以，希望教宗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变为强硬是不可能的。
为地下教会来说，真正的益处是走出自己的勇气，在牧灵事业上大力拓展基督的王国。

那么，如何对待地上教会呢？
教廷的很多官员们很会自我欺骗，一直以来传说中的：“几乎全部”官方教会的中国主教都与教宗保持着共融，他们认为这种大量“认可”官方主教的做法实质上宣告了几十年来试图建立独立于罗马的民族教会的中国政权所实施的宗教政策的失败。我们说，这是一把双刃剑，这个过程同时也蕴含着极大的危机与危险性，那就是这些主教与教宗所保持的很难说是一种教会内的本质性共融，有人说他们仅在形式上隶属于爱国会而已，但大多案例不也清楚的说明了这些主教们与教宗的共融又何尝不是一种政治性的和形式上的表面游戏呢？为了自我解嘲，教廷官员们大多都拿这些主教们所受的压力来搪塞，而这些主教们对付教廷的办法也就是靠这个政府的压力。有的主教说，政府邀请我去参加祝圣主教的典礼了，我就不能不去啊，如果我不去政府就会把我弄到监狱里或者将我监禁起来，你教廷难道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进监而不顾吗？事实上真有个别的主教这样请示过，而回复是：你可以去。

这样的事情教宗会知道吗？
不会的。中国教会的事务一直以来都是由传信部管辖的，大部分事务直接就由传信部处理了，不可能所有事务都会由教宗亲自过目的。而在传信部里，主管中国事务的人员主要集中在两个秘书身上，你认为不合情理的事情他们却认为这是情非得以的，是最正常不过的。
不过，从近年来各地的非法祝圣来看，非常清楚的说明了这些被认可的主教们有的是说一套作一套的。

从教廷对最近几起非法祝主教事件的处理来看，所使用的手段是怀柔招安式的，对吗？
是的。教廷的官员们吸取了历代教会分裂的惨痛经验，认为严厉的处罚不仅不能达到好的效果，甚至会引发更大的分裂。试想，谁愿成为教会分裂的罪魁？
所以，在牧函中，将会提及这些非法被祝圣的主教和参礼主教们所受到的外力程度，多少会有一些渲染。教廷从来没有要求过这些被合法化的主教们在什么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做什么样的见证，牧函里也不会要求这些主教们去流血去牺牲，因为这样就是和政府对这干了，这不是教廷的意思，但是任凭这样下去事态会扩大，今年祝圣了5个明年就会15个，所以在整个事情上你来硬的不行软的也不行，这就是教廷的难处，真不知道教宗会如何处理。不过，针对政府、爱国会的一些言论教宗将会非常谨慎发言的。

有人说爱国会是中梵关系的真正障碍，这个说法对吗？
这是非常错误的。第一、说这话的人不明白中国宗教政策的根本；第二、这是有意给中国政府一个台阶，错误都推给爱国会，与政府无关，这样就好建交了。有句话说“狗仗人势”，道理很简单，爱国会的组织结构不是一个什么权力机构，只不过是政府为了达到其宗教政策目的的一个方法而已，它是一个工具。很多人和媒体都在大骂特骂刘柏年，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狗不懂事你就不能跟狗较真，你应该跟狗的主人理论，正因为人们害怕直接面对政府，不敢说政府的坏话，怕坏了建交大事所以就找一个替死鬼骂来骂去的。其实，就是建交了爱国会也照样会存在下去，也许会成为教会内的一个组织，名字不叫爱国会了，也许会有什么其它的变化，无论如何政府控制宗教的方针永远也不会变，所以说打倒爱国会的人实在是太天真了。

那么，圣座与政府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圣座与政府的关系都是媒体瞎起哄煽起来的，其实梵蒂冈与北京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接触。中国政府非常清楚这点，你越着急建交我就越沉着冷静，到头来我就可以处处牵着你的鼻子走了。论玩政治手段，梵蒂冈还是一个小孩子，耍什么小聪明都瞒不过人家。北京可不管你抛什么媚眼，只有到了能获取最大利益和适当的时候才会跟你谈建交的问题。所以现阶段只不过是梵蒂冈一厢情愿罢了，政府发言人每次被问及中梵关系进展时翻来覆去就是那两句话，还能有什么发展。

教宗在牧函中是否会要求一种宗教自由？
会的。事实上，宗教自由是建交的一个前提，没有宗教自由就是建交了人们的宗教生活就像在笼子里一样，这个笼子时大时小时好时坏，但始终你都会在笼子里。由于中国宗教政策的缘故你不可能要求一种西方式的宗教自由，所以有很多人主张先建交再慢慢争取宗教自由。这样的主张无异于陈世美不认秦香莲当堂拔剑要杀人，包黑子拦住他问道，你认识她吗，陈世美回答说不认识，老包说你不认识就先问问她是谁再杀也不迟啊，陈世美说：杀了再问也不迟！老包诧异：杀了还怎问？！
你就是事前跟政府签了合同画了押还不知道人家会执行多少呢，如果政府真能遵守承偌它只去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人人享有宗教自由就足够了。建交以后再慢慢争取自由，这跟陈世美的逻辑一样，杀了再问也不迟！

牧函对合一或修和有帮助吗？
牧函会鼓励我们去合一，会告诉我们这是主的意愿，是教会的希望，但是合一的任务需要我们自己去做才能实现，所以这不是教宗登高一呼就可以实现了的。合一这个字眼固然美丽，但路还是我们要走的。实际经验表明，如果不事先调整好心态和准备好心灵的话，一味按照教廷的指示去做在大陆上是行不通的，只能越合一越乱，最后草草收场而已。牧函不会给与我们一些太多详细的合一牧灵指南，这不是牧函的意图。

除了这些棘手的问题外还会有其它的主题吗？
中国教会的问题并不只是地上地下、政府间的问题，还有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福传问题、面对世俗化的挑战问题、神职人员的再教育问题等等也很迫切，但是不会成为主线。

谁将继任北京教区主教？

后傅铁山时代已经来临，谁将成为北京教区的主教必将是这几天人们讨论的大热门。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北京教区的当前情况，看看究竟谁能成为北京总主教区的候选人。
北京教区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1289年，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奉教宗之命出发前来中国。1293年，从海路抵达中国的首都（今天的北京），受到了元朝皇帝的接见。他向皇帝提出了传教的请求，并得到了当时的皇帝忽必烈汗的允许。
在孟高维诺的努力下，大约有6000多人受洗入教。他还在北京建立了两座教堂，在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1307年，他向教宗请求援助，以补充人手。教宗克莱门特（Klement）根据他的要求派了7名教士来到中国，同时任命他为汗八里大主教，总管东方的教务。这样，孟高维诺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天主教区的创始人。
由于北京在历代王朝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北京总主教区的地位也非常独特。目前，总体上来看，北京教区相对平稳，神父素质比其它教区的相对较高，固然某些神职人员劣迹不断，但这属于大陆神职人员的通病，在各教区似乎都有，不应该被视为一个通常状态。不过，神父们表现都不甚积极。

下面我们将浅略分析一下北京教区有可能继任的人选：

年老神职人员：
相对于傅铁山这一典型的政治性人物而言，北京教区其它的神职人员所表露的政治倾向不是很明显，与政府关系比较紧的大部分是老年的神职人员。
孙尚恩神父，1926年4月出生于天津市蓟县，1956年于北京北堂晋铎，任北京南堂副本堂，1959年任辅仁堂区副本堂，1981年至今任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副院长，1985年至今任北京市天主教两会副主席，1984年任宣武区政协常委，1992年至2001年北京市人代会十届、十一届代表，1992年至今任北京市民侨委员会委员，目前临时负责北京教区的日常事务，北京的教友大部分都比较认同这位神父，口碑不错，但已是耄耋之年，继任希望不大。
石玉琨神父，深受政府气重，但由于结过婚，民心尽失，除非政府内定否则继任无望。
其它老年神职人员，与政府关系平平，也都已经年老，故基本没有继任的可能。

年青神职人员：
赵建敏神父，这是年青神职人员中风头甚旺而且知名度最高的一位神父，1963年出生于河北正定县。1984年进入天主教北京教区神哲学院；1989年12月21日晋铎；此后后年任教于该神哲学院：1992年到堂区工作：1994年11月至1997年9月在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学习，获教会法硕士学位：2002年获教会法博士学位。现任北京教区教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上智编译馆馆长。传言中所说他是“主教助理”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助理主教”，所以赵建敏不是当然的继位人选。赵建敏神父由于留过学，有学位，又有学术建树，所以名声颇高，不过，由于赵曾经犯过低级失误，在教区也颇受争议，其它神父对其评价不高，北京修院修生在年终教师评估中曾经全票拒绝赵在修院授课，加上其性格和处理事务的手段不甚适合于主教，所以被选为主教的可能性也不大。
刘哲神父与高阳神父，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出道较晚，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当选北京教区的主教具有相当大的困难。
其他神父如：张天路、赵庆龙、韩文生、庞文贤、牛圣贵、方斌等目前尚不具备当北京总主教区的主教资历。

海外军团：
北京教区在现在为止已经有很多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神父，其中从美国毕业回来的居多，上面提到的赵建敏曾留学比利时，高阳曾留学美国，刘哲在香港圣神修院毕业。
如果政府有意改善中梵关系话很有可能提出这些曾经留过学的人士做主教候选人，按照梵蒂冈的遴选原则，海外留学子中以欧洲为先，欧洲留学者中以意大利为先，这样，曾经在欧洲比利时留过学的赵建敏就很有可能了。不过，这只有在中梵互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雇佣军团：
在北京教区有很多来自其它教区的神父服务，其中以内蒙和山西神父为最多，而且这些神父颇受教友们的欢迎和爱戴。也有可能候选人会从这些神父中产生，比如，王府井若瑟堂的李山神父，为人朴实、脚踏实地。

政府力量：
显然，政府肯定有其自己的安排，让谁出来当主教政府绝对会占有一定分量。但由于北京主教的特殊性和影响，政府内定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绝对不可以排除。

全国选秀：
目前北京教区的神职人员在一会一团中担任要职的人没有，鉴于北京教区主教与一会一团的密切关系，政府也可能会从其它教区调一位合适人选入京。

如果让神父们选举，排除外力干扰的情况下，相信北京教区会选出一位实干家，信仰应该十分坚定，有群众基础的堂区司铎，一位非政治性人物，跟政府的关系也不远也不近。这种情况是最理想的，但是也基本上跟幻想一样缥缈。

北京教区事务，让我们感觉实在让人难以琢磨，比如，北京教区一直没有助理。好像除了傅铁山外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我们看不到一条主线，也无法把握其中的变数。

傅铁山的死不只使北京教区的主教职位空缺，同时爱国会主席的职位也宣告空缺，而爱国会主席的最佳人选则是方兴耀，一方面受政府气重，同时又是刘柏年的同乡，应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

从傅铁山的去世说起

老傅过世了，各界褒贬不一。
政府方面欲给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树立个榜样，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对傅铁山的评价是：“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不过在梵蒂冈看来，傅铁山不过是政府宗教政策中的一粒棋子，一个“悲剧性”人物，出于宗教道义也邀请大家为他的灵魂祈祷，但是不会发表什么公开言论，更不会派什么代表出席葬礼。

圣经上说：不随从我的就是反对我。让我们来对比一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傅铁山的死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中梵之间的障碍不仅是任命主教的问题，还牵涉意识形态、统一战线、权衡利弊等其它问题。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去世后，政府姿态反应缓慢，遭到各界人士的批评，另一方面，政府也在各地监视教徒们的悼念活动。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人们去尊敬一个他认为是自己的敌人的人。
戏剧化的说，傅铁山的死是中国政府对所有随从自己的人的一个奖赏，一个支持。新华社的评论和赞词都是带有政治性的，这与政府认知是有直接关系的。

在政府眼中，一个主教首先是一个国民，然后才是一个宗教的领袖；而在梵蒂冈眼中，一个主教首先是主教，同时也是国家公民。

人死了就是死了，就如政府的重点不是放在如何处理和回应教宗若望保禄的死，而是将重点放在他的继位人身上，同样，梵蒂冈也不会深入分析傅铁山的死会带来何种影响，而是早在考虑如果选择北京教区接班人的问题。
政府试图再找一个像傅铁山这样的忠心耿耿的人物，这也是把傅铁山树立为榜样的意图，但是梵蒂冈方面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人物。那么，如果政府想缓和近来中梵间的正面冲突就会选择一位中梵双方都比较满意的人选。从人选来看，可以猜测到政府的意图。

不过，像傅铁山那样的人选恐怕再也找不到了吧。

希望找不到。

我们能做什么？

电影《无间道》里有话说：“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却改变不了事情。”

我们的努力似乎证明了这句话

不过，事情却都是人做的

所以， 只要你不断的去尝试，去追求……

总有一天，人可以改变事情

至少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