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3日星期一

谁将继任北京教区主教?

后傅铁山时代已经来临,谁将成为北京教区的主教必将是这几天人们讨论的大热门。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北京教区的当前情况,看看究竟谁能成为北京总主教区的候选人。
北京教区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1289年,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奉教宗之命出发前来中国。1293年,从海路抵达中国的首都(今天的北京),受到了元朝皇帝的接见。他向皇帝提出了传教的请求,并得到了当时的皇帝忽必烈汗的允许。
在孟高维诺的努力下,大约有6000多人受洗入教。他还在北京建立了两座教堂,在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1307年,他向教宗请求援助,以补充人手。教宗克莱门特(Klement)根据他的要求派了7名教士来到中国,同时任命他为汗八里大主教,总管东方的教务。这样,孟高维诺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天主教区的创始人。
由于北京在历代王朝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北京总主教区的地位也非常独特。目前,总体上来看,北京教区相对平稳,神父素质比其它教区的相对较高,固然某些神职人员劣迹不断,但这属于大陆神职人员的通病,在各教区似乎都有,不应该被视为一个通常状态。不过,神父们表现都不甚积极。

下面我们将浅略分析一下北京教区有可能继任的人选:

年老神职人员:
相对于傅铁山这一典型的政治性人物而言,北京教区其它的神职人员所表露的政治倾向不是很明显,与政府关系比较紧的大部分是老年的神职人员。
孙尚恩神父,1926年4月出生于天津市蓟县,1956年于北京北堂晋铎,任北京南堂副本堂,1959年任辅仁堂区副本堂,1981年至今任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副院长,1985年至今任北京市天主教两会副主席,1984年任宣武区政协常委,1992年至2001年北京市人代会十届、十一届代表,1992年至今任北京市民侨委员会委员,目前临时负责北京教区的日常事务,北京的教友大部分都比较认同这位神父,口碑不错,但已是耄耋之年,继任希望不大。
石玉琨神父,深受政府气重,但由于结过婚,民心尽失,除非政府内定否则继任无望。
其它老年神职人员,与政府关系平平,也都已经年老,故基本没有继任的可能。

年青神职人员:
赵建敏神父,这是年青神职人员中风头甚旺而且知名度最高的一位神父,1963年出生于河北正定县。1984年进入天主教北京教区神哲学院;1989年12月21日晋铎;此后后年任教于该神哲学院:1992年到堂区工作:1994年11月至1997年9月在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学习,获教会法硕士学位:2002年获教会法博士学位。现任北京教区教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上智编译馆馆长。传言中所说他是“主教助理”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助理主教”,所以赵建敏不是当然的继位人选。赵建敏神父由于留过学,有学位,又有学术建树,所以名声颇高,不过,由于赵曾经犯过低级失误,在教区也颇受争议,其它神父对其评价不高,北京修院修生在年终教师评估中曾经全票拒绝赵在修院授课,加上其性格和处理事务的手段不甚适合于主教,所以被选为主教的可能性也不大。
刘哲神父与高阳神父,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出道较晚,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当选北京教区的主教具有相当大的困难。
其他神父如:张天路、赵庆龙、韩文生、庞文贤、牛圣贵、方斌等目前尚不具备当北京总主教区的主教资历。

海外军团:
北京教区在现在为止已经有很多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神父,其中从美国毕业回来的居多,上面提到的赵建敏曾留学比利时,高阳曾留学美国,刘哲在香港圣神修院毕业。
如果政府有意改善中梵关系话很有可能提出这些曾经留过学的人士做主教候选人,按照梵蒂冈的遴选原则,海外留学子中以欧洲为先,欧洲留学者中以意大利为先,这样,曾经在欧洲比利时留过学的赵建敏就很有可能了。不过,这只有在中梵互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雇佣军团:
在北京教区有很多来自其它教区的神父服务,其中以内蒙和山西神父为最多,而且这些神父颇受教友们的欢迎和爱戴。也有可能候选人会从这些神父中产生,比如,王府井若瑟堂的李山神父,为人朴实、脚踏实地。

政府力量:
显然,政府肯定有其自己的安排,让谁出来当主教政府绝对会占有一定分量。但由于北京主教的特殊性和影响,政府内定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绝对不可以排除。

全国选秀:
目前北京教区的神职人员在一会一团中担任要职的人没有,鉴于北京教区主教与一会一团的密切关系,政府也可能会从其它教区调一位合适人选入京。

如果让神父们选举,排除外力干扰的情况下,相信北京教区会选出一位实干家,信仰应该十分坚定,有群众基础的堂区司铎,一位非政治性人物,跟政府的关系也不远也不近。这种情况是最理想的,但是也基本上跟幻想一样缥缈。

北京教区事务,让我们感觉实在让人难以琢磨,比如,北京教区一直没有助理。好像除了傅铁山外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我们看不到一条主线,也无法把握其中的变数。

傅铁山的死不只使北京教区的主教职位空缺,同时爱国会主席的职位也宣告空缺,而爱国会主席的最佳人选则是方兴耀,一方面受政府气重,同时又是刘柏年的同乡,应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

2007年4月22日星期日

从傅铁山的去世说起

老傅过世了,各界褒贬不一。
政府方面欲给中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树立个榜样,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对傅铁山的评价是:“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不过在梵蒂冈看来,傅铁山不过是政府宗教政策中的一粒棋子,一个“悲剧性”人物,出于宗教道义也邀请大家为他的灵魂祈祷,但是不会发表什么公开言论,更不会派什么代表出席葬礼。

圣经上说:不随从我的就是反对我。让我们来对比一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傅铁山的死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中梵之间的障碍不仅是任命主教的问题,还牵涉意识形态、统一战线、权衡利弊等其它问题。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去世后,政府姿态反应缓慢,遭到各界人士的批评,另一方面,政府也在各地监视教徒们的悼念活动。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人们去尊敬一个他认为是自己的敌人的人。
戏剧化的说,傅铁山的死是中国政府对所有随从自己的人的一个奖赏,一个支持。新华社的评论和赞词都是带有政治性的,这与政府认知是有直接关系的。

在政府眼中,一个主教首先是一个国民,然后才是一个宗教的领袖;而在梵蒂冈眼中,一个主教首先是主教,同时也是国家公民。

人死了就是死了,就如政府的重点不是放在如何处理和回应教宗若望保禄的死,而是将重点放在他的继位人身上,同样,梵蒂冈也不会深入分析傅铁山的死会带来何种影响,而是早在考虑如果选择北京教区接班人的问题。
政府试图再找一个像傅铁山这样的忠心耿耿的人物,这也是把傅铁山树立为榜样的意图,但是梵蒂冈方面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人物。那么,如果政府想缓和近来中梵间的正面冲突就会选择一位中梵双方都比较满意的人选。从人选来看,可以猜测到政府的意图。

不过,像傅铁山那样的人选恐怕再也找不到了吧。

希望找不到。